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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档案:苏联解体

业务交流| 《创新在路上》 11-19

苏联解体,全球震惊,反思无穷,影响深远,《档案》怎能不讲?

这是2011年间,萦绕在《档案》栏目组思绪中的一个巨大心结。这一年中,大事不断,在成功地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系列节目——《海外寻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系列节目——《辛亥档案》之后,作为一档历史揭秘类纪录片栏目,作为代表首都文化形象的电视媒体一员,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一直都没有忽视过这样一个日子:201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戈尔巴乔夫黯然辞去苏联总统职位,苏联,这个曾经世界上最雄伟的红色政权,轰然倒塌,留下种种谜团,抛洒几多反思。面对这起“20世纪最深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事件,《档案》不甘于失语,更希望能够在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上,有所涉猎和表现。

为此,从2011年年末,《档案》栏目组就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对关于苏联解体方面的内容进行调研,采访了多名该领域的权威专家,通过各种资源渠道获取素材——尤其着重于原始档案材料的搜集。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之后,《档案》的团队对苏联解体的背景、成因、过程、后果等等因素,都有了相对丰富而清晰的了解。而此时,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

伫立于2012年的开端,似乎这一选题已无操作的必要。但相对于诸多“赶趟应景”,推出各类“短平快”(甚至很多都含有不真实信息)专题报道的媒体,掌握了大量核心资料和关键素材的《档案》团队,反而更加渴望就这一选题进行运作,并彰显出栏目“打开尘封档案,还原历史真相”的宗旨。

北京市市委宣传部领导及北京电视台领导,对这一重大历史题材表示高度重视,指示《档案》栏目将这一选题规划列为特别节目,并特别批示,本节目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居安思危》课题组进行顾问把关。

苏联解体,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乱花迷眼,《档案》到底讲什么?

苏联解体,是一个极其宏大、繁杂、充满着多方角逐,更兼有西方势力渗透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档案》节目该如何来表现呢?通过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分析、梳理,栏目组在选题规划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从单一事件入手、从细节展开,以讲述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故事的方式,来呈现苏联解体背后的动因。而这样充满着交锋、冲突,凸显人物个性,必须从国际视野出发去讲述的故事,正是《档案》栏目所擅长,并极为符合栏目定位和气质的题材。

这一规划得到了特别节目总顾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居安思危》课题组组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的赞同和支持。李院长认为,“八·一九”事件貌似单一,但它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仅仅持续了四天的变故,而应是促成了苏联“实质性解体”的起始。在它的背后,蕴含着苏联国家和社会69年的兴衰史,暗藏着苏联共产党在执政、改革,乃至最终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人民拥护的整个历程,如果能够把这个故事说清楚、讲漂亮,那么,这将成为在苏联解体历史研究领域中点睛、超越政论的一笔。而当栏目组在讨教“如此敏感的内容,是否存在导向红线”的时候,李院长的回答令人深思:“没有红线,阐述客观事实,就是最正确的导向!”

的确,对于苏联解体,20年间,国内国际、东方西方,有着无数立场迥异、观点交锋的反思,甚至有某些势力出于自身利益,基于歪曲捏造事实而产生的反思。为此,《档案》栏目在运作过程中,选取的材料均来自事件当事人第一手的回忆,以及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白宫总统档案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取得的大量一手、珍贵的档案资料,秉承《档案》一贯的“相信白纸黑字”的原则,一切以事实为基础,铺陈叙述,峰回路转地讲述了三集《“八·一九”事件内幕》。而正是在这样的事实的衬托下,节目的核心立意、最关键的中心思想也就跃然而出——正如政论专题片《居安思危》所深刻指明的:苏联解体,是多种原因、多种因素所促成的结果,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为了谁”“改革为了谁”等原则性问题上,偏离了正路、脱离了群众、背弃了信仰,面对西方势力节节败退从而丧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最终导致的悲剧。而这一点,也正是处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和警醒的。

苏联解体,题材重大,理论艰深,素材繁杂。操作时间极其紧迫,《档案》能够怎么讲?

《档案》创办三年,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操作理念:带着情怀做节目。即便是日播,每一集片子,都当成作品来追求——因为历史容不得儿戏。为此,《档案》团队放弃了春节、周末,对成百份文献、上万页原文档案进行翻译、归纳,逐字逐句地加以分析;同时,栏目组以打破常规的方式,几乎不惜成本,购买独家素材、聘请课题专家、协调制作编排,保证团队在极短的时间内,以近乎“闭关”的方式,撰写出三集文学稿件,并提请专家组和领导审阅。

在一天时间内,频道和专家组团队即完成了逐字批改。之后,《档案》团队迅速赶制出分镜脚本,进棚录制。

节目录制期间,正逢京城春寒料峭时。面对如此宏大的历史事件,《档案》栏目的讲述人谭江海进行了特色鲜明的精彩演绎。在完全没有题词器,人名、地名、故事极其繁复的情况下,谭江海从每天清晨七点录到晚上十点,在棚内温度逼近零度的条件下,日工作时间达到了15小时,《档案》栏目组的前期棚内团队,更是加班加点,毫不顾及自己的休息,终于在两天半的时间内,高质量地赶拍出了长达35,000页纸的台本内容。

之后,《档案》栏目的导演团队即奔进机房,进行节目的后期剪辑和包装。最终在全国两会结束前两天,完成了初级合成。李慎明特意为此片向两会请假,率专家组前来审核。

在审片后,专家组对三集节目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档案》团队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表示了赞赏。专家认为:这三集节目导向正确、立场坚定、制作精良、讲述精彩,是值得推荐的好作品。同时,对于片中出现的一些细节不足,专家组也给出了极其细致和恳切的指正,《档案》栏目组也根据专家的意见,在第一时间,连夜对节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苏联解体,教训深刻,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档案》的启示在何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档案》团队的辛勤努力、专家小组的严格把关,以及北京电视台全台宣传的大力配合下,《苏联解体——“八·一九”事件内幕》于2012年3月14日—16日期间,在北京卫视播出,获得了广泛好评。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指出:“这部片子很好,资料翔实,而且很多是第一手资料,说服力强,应当让更多的人看看这个片子。”他因事没有看到第一集,表示要找来补看。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看完后说,片子拍得好,并向北京卫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同志们表示祝贺。

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电视片《邓小平》的撰稿人陈晋在看完三集之后用“太好了”这三个字来形容这部片子。

前驻白俄罗斯等国大使于振起评价说:“这个片子很有看头,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我正担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基本了解事件的经过。今天来看,很多情况更加清楚了。譬如,很多人都认为‘八·一九’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是处于软禁之中,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也充分说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就是‘两面派’。”他还感慨道:“能找到如此之多的珍贵的档案资料来制作这部片子,殊为不易。”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进峰在看完该片后,专门打来电话谈自己的感想与思考。他说,这部片子充分证明:第一,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西方思想诱导下的结果;第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他所主张的民主化、公开性,实质上导致了苏共威信的下降和党的分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混乱,最终引发了苏联解体;第三,这部片子也给我们以警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以史为鉴,汲取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要着重解决党内的腐败现象,以消除社会矛盾,特别要慎重处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推动改革稳步发展。
时任中共中央外办外宣局局长崔启民曾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表示,这部片子很有教育意义,将建议其他同志收看。

谈到《档案》栏目在创新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进行电视节目的创作。作为电视从业人员,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谈创新,但创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扎实的钻研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而只有坚持锤炼,创新才能无止境。

(胡杰: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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